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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在欧洲赛场上的归属，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这个队伍原是1954年亚洲足联的创始成员，前二十年一直在AFC框架下比赛。1973年阿以战争后，1974年的AFC大会以17票赞成、13票反对的结果将以色列驱逐。此后的一整个80年代，以色列主要同欧洲队伍交手，也参加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直到1994年，欧足联正式接纳以色列为会员，这一步奠定了今天它参加欧足联框架下预选赛的制度基础。不少批评者常以此回望历史：当年亚洲足球在政治压力中作出断裂，如今欧洲的制度则赋予了另一种保护。

　　在管理层面，外界的诉求通过制度阀门被“消音”。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在2024年10月2日的理事会上，将围绕以色列的禁赛要求间接归入“地缘政治问题”，强调“国际足联致力于利用足球的力量团结分裂世界的人们”。这套说辞让人联想到另一条线索：对俄罗斯的快速制裁与对以色列的静默对比。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迅速将俄罗斯排除在赛事之外；而两年来，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却未招致相同力度的处理，球迷和部分专家指责这是一种“双重标准”。

　　制度小科普往往能解释表层的选择。世界杯预选赛并不是随意可弃的比赛，弃权会被判0比3负，从而直接影响出线前景。意大利队主教练加图索就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踢这场比赛，因为如果弃权，将以0-3判负”。因此，尽管意大利国内对加沙的抗议声浪上升，尽管挪威政府对在以色列的投资进行了审查并承诺撤出与加沙冲突或非法占领约旦河西岸相关的投资，而且还宣布将与以色列比赛的门票收入捐给无国界医生组织，用于加沙的人道救援，球队的赛程仍被规则紧紧绑住。训练场也变成了抗议现场，加图索预判“比赛不会是平静的环境，预计体育场外有1万人抗议，场内有5000至6000人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这并非空穴来风：2024年9月8日，意大利与以色列在匈牙利德布勒森的纳吉尔德伊体育场比赛时，意大利球迷就曾举起横幅表达对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不满。

　　相比球队的被动，社会团体的动作更为直接。超过30名法律专家联名致信，要求欧足联禁止以色列及其俱乐部参赛，称此举“势在必行”。他们援引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并强调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发动军事进攻以来，至少421名巴勒斯坦足球运动员丧生；以色列的轰炸“系统性摧毁加沙的足球基础设施”。政府层面的声音也有回响。西班牙体育部长皮拉尔·阿莱格里亚公开表示，以色列球队应像2022年的俄罗斯球队一样被禁止参加体育赛事。她在接受卡德纳塞尔广播电台采访时列举了伤亡与人道状况：“（以色列军队）杀害了6万多人，儿童和婴儿正在挨饿，医院被摧毁。双重标准难以解释和理解，体育界至少应采取与对待俄罗斯类似的立场。”在足球文化圈，前法国队、曼联队队长埃里克·坎通纳也在2024年9月17日伦敦的巴勒斯坦筹款活动上质疑官员不作为，呼吁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暂停以色列的比赛，各地俱乐部拒绝与以色列球队交手。球迷则以更碎片化的方式行动：横幅、球迷证件发声、闯入球场、集体退场，过去两年的抗议几乎伴随每一个热点赛程。

　　真正身处赛场边缘的巴勒斯坦足协，却要面对另一类困局。2024年，巴勒斯坦足球协会（PFA）以两项理由向国际足联提出诉求：一是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二是以色列将位于巴勒斯坦领土非法定居点的俱乐部纳入其国内联赛，违反国际足联章程。他们要求对以色列足球协会（IFA）实施包括国际禁赛在内的“适当制裁”。国际足联的回应是将此事委托纪律委员会审查，尚无实质处理。从组织能力PFA的行动空间受到以色列的结构性控制：巴勒斯坦运动员常被阻止出行，国家队训练受到限制，巴勒斯坦已多年无法举办国际比赛；多名足球运动员遭枪击、监禁、滞留在检查站，职业生涯中断。在政治层面，PFA得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支持，但这份支持也饱受批评，不少人将PA称为“占领分包商”，其立场并非总能与巴勒斯坦民众利益完全一致。制度窗口与现实阻隔同在，让PFA的诉求很难转换为有效政策。

　　以色列之所以能在风浪中维持“参赛权”，除了规则护持，权力政治也在背后运作。卡塔尔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阿卜杜拉·阿里安指出，以色列足球队所受的“特殊优待”，是该国在两年冲突期间“完全不受惩罚”状态的延续。体育机构往往映照全球权力政治，他直言：“以色列在种族灭绝过程中始终被允许逍遥法外，这种豁免权已持续数十年”。他特别强调美国的干预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联合国发布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可能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调查结果后，禁赛呼声升级，“美国迅速代表以色列干预，对国际足联等机构发出威胁，防止它们对以色列实施制裁”。更敏感的是时间表：下一届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联合主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因凡蒂诺关系“非常密切”，这也被视为影响国际足联决策的现实变量。阿里安将国际足联的迟缓称作一种“共谋”，指出在压力持续两年、尤其是联合国最新调查结果公布后，国际足联仅将巴勒斯坦足协的诉求转交纪律委员会审查，“此举旨在维持官僚流程运转，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最后的定夺本质上是一种“高层的政治选择”。

　　与其比较的是阿拉伯和国家的立场变化。1974年，以科威特为首、包含朝鲜在内的多个国家拒绝与以色列比赛，推动AFC将以色列逐出，这常被当作“团结反对”的经典案例。但今天，这类国家未能推动国际足联对以色列的制裁。阿里安给出解释：过去几十年间，部分阿拉伯和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政治、经济与商业纽带，甚至推动关系正常化，即便在加沙冲突期间也维持外交关系，“更深层次的利益绑定使它们难以推行制裁政策”。

　　比赛继续，被抗议包围的球场也继续。意大利政府在加沙冲突期间基本支持以色列，但国内要求停火、批评总理乔治娅·梅洛尼政府拒绝谴责以色列的抗议不断增多；挪威则尝试在金融层面进行切割，同时以捐赠门票收入给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方式传递立场。两种选择并置，折射出国家在规则与伦理之间的摇摆。球员身处其中，既要遵守赛程，也要承受环境压力。训练安保的加密、看台上的口号，成为比赛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在这一切背后，是足球的功能转变。阿里安将当下的局限归因于“商品化”：过去几十年，全球足球领域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主导格局，严重限制了足球作为动员平台的作用。过去人们更容易相信体育可以成为道德共同体；如今，广播版权、主办国利益、跨国赞助构成的网络令道德诉求在制度机理上难以胜过利益分配。国际足联将问题归入“地缘政治”，某种意义上是将其踢出自身职责的边界；但在球迷的眼里，裁判哨声仍要对得起比赛的名义，“公正”不只是场内规则，也是场外准则。

　　归根到底，争议还是围绕那句老话——体育是否能独立于政治，或者至少以一致标准面对政治。俄罗斯在2022年被迅速制裁，形成一个被频频对照的参照系；以色列在两年军事行动期间未受类似行动，成为另一个镜像。法律专家、政府官员、体育界名宿与普通球迷搭建起压力场，要求禁止以色列参与国际赛事，核心诉求围绕加沙的军事行动与足球生态遭受的破坏展开。国际足联的处理路径——把巴勒斯坦足协的诉求转交纪律委员会审查——在程序上成立，但在效果上悬置。看台上，横幅与呐喊不会立刻改变赛程；赛后，数据与报告也未立即改变决策。

　　本周末的比赛终究要开球。以色列对挪威、对意大利的两场预选赛如期进行，国际足联以自身“无法解决地缘政治问题”为由离场观望。球场外，群体与个人在持续发声：坎通纳的倡议、皮拉尔·阿莱格里亚的表态、法律专家的联名、球迷的，连同挪威捐赠门票收入、意大利训练营边的抗议。球场内外的力量此消彼长，像是两条平行线，尚未交汇。而历史提供了一面镜子：从AFC的驱逐到UEFA的接纳，从1974年的集体到今日的利益绑定，足球的运行从来不是封闭体系。“以礼义为质，文法为表”，规则是球的外壳，政治与社会，则是它滚动的方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