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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硅谷的“大舅”凯文·凯利（Kevin Kelly）走进视野。这位《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乔布斯与贝索斯的精神导师，用截然不同的人生给出答案。

　　凯利颠覆了对“伟大”的认知：他直言极端主义的成功伴随恶习，乔布斯式的“混蛋逻辑”并非必需。在他的世界里，成功不是净资产或用户量，而是内在满足与持续探索——“追随兴趣的井，深不见底”。

　　当社会沉迷于“咬牙苦干”的成功叙事，凯利用多元人生证明：人可以既怀雄心又享喜悦，既具影响力又心智健全。这或许正是治愈当代内耗的真正解药：放下单一的成功标尺，在自由选择与热爱坚守中，让生命自然生长。以下，Enjoy：

　　三年前的夏天，有一条视频，像那个病毒一样席卷了中文互联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UP主用11分钟的深情旁白，描绘了一位农村残疾老人苦难而“饱满”的一生：天才少年被赤脚医生四针打残，却自学木工、收养弃女、照顾老母，成为全村维修神器，甚至在北京被首长搓背。

　　几天时间，该视频迅速收割了亿级流量，官媒点赞、全网泪目，成为当代中国互联网最著名的“正能量符号”之一。

　　然而，转眼之间人设崩塌，“二舅的励志童话”只是以“治愈精神内耗”为卖点，虚构内容情节，用悲情叙事和乡土温情包装成的“苦难鸡汤”。本质上，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情感榨取与道德绑架。

　　它的潜台词是：你看，有人生来就拿到一手烂牌，被打残、被遗忘，却依然坚韧、努力地活着。相比之下，你为996、为KPI、为失业和房贷而焦虑，是不是太矫情了？

　　它美化苦难，用别人的“惨”来稀释我们的“卷”，从而获得片刻的喘息和廉价的感动。但这种感动只是麻药，不是解药。

　　要解决一代城市中产的迷茫、焦虑、内耗，我们需要的不是“二舅”，而是他“大舅”。

　　这位“大舅”，就是硅谷的传奇思想家、《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他被誉为“科技界的预言家”，是乔布斯、贝索斯等无数创始人的精神导师。

　　创投哲学家纳瓦尔·拉维坎特称他为“当代苏格拉底”，风投大佬马克·安德森曾说，“凯文·凯利写的任何东西都值得一读”，谷歌首席科学家雷·库兹韦尔则表示，“在我认识的人里，几乎没有人比凯文·凯利更懂技术的发展方向。”

　　凯文凯利的人生，与二舅截然相反，不是一个关于乐天好命的故事，而是关于如何自由选择，以及不被主流标准所定义。

　　他与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们一样，聪慧、勤奋、雄心勃勃且富有远见，但他对亲手打造一家独角兽公司毫无兴趣。他直言，伟大被高估了，它是一种极端主义，伴随着他完全不感兴趣的极端恶习；例如，“乔布斯就是一个混蛋”。

　　有一个高赞回答指出：普通人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生存，换取他们从古自今都未曾有过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之所以还是红利，是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都在用生命日复一日地换取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凯文凯利的人生哲学和经验，可以治愈一代中国城市中产的精神内耗。分享一位硅谷精英最近对凯文凯利的采访手记，值得细细读完，看看她是如何被KK治愈的。

　　今年上半年，有硅谷创投教父之称的保罗·格雷厄姆发表了一篇文章，《founder mode创始人模式》，引起热议，文章中的创始人典范就是乔布斯。本文标题为《flounder mode》，作者显然是在戏谑格雷厄姆，就像大舅戏谑二舅。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并非因某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闻名，他本人也无志于此。

　　他与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们一样，聪慧、勤奋、雄心勃勃且富有远见，但他对亲手打造一家独角兽公司毫无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以“好莱坞模式”工作——即投身于一系列的创意项目。以下是他一生中部分工作的掠影。

　　凯利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担任《全球概览》的编辑，1985年协助创办了最早的线上社群之一“WELL”，并于1993年联合创办了《连线》（WIRED）杂志。他写了十几本书，发表了数百篇文章，主题涵盖艺术、乐观主义、旅行、宗教、创造力以及人工智能（甚至在AI成为热门线多岁时，凯利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他曾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少数派报告》中的“未来学家顾问”，也是《飞出个未来》中著名的“死亡时钟”的灵感来源，该剧的创作者马特·格勒宁偶然得知了凯利放在电脑桌面上的“生命倒数计时器”。他组织策划严谨的徒步团，穿越亚洲和欧洲，通常一周内走完约100公里。他从事雕塑、绘画、油画和摄影。

　　为了鼓励长期思维，凯利正在协助将一座时钟建入德克萨斯州西部的一座山中，它将持续计时一万年。布莱恩·伊诺（Brian Eno著名音乐人）和杰夫·贝索斯都是积极的合作者。他是一位重生基督徒。他与妻子Gia-Miin结婚已有38年，育有三个孩子。

　　他曾在一项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运动旨在识别和编目地球上的所有现存物种（现由史密森尼学会拥有和运营）。他很早就开始思考并撰写关于“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文章，这一理念催生了Fitbit、Strava、Apple Watch、Eight Sleep和Oura Ring等产品。

　　“1000名铁杆粉丝”理论，为创作者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在2008年提出的洞见是：“如果有1000个人愿意每年付给你100美元，你就能赚到10万美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足以维生。”

　　·拉维坎特称他为“当代苏格拉底”，马克·安德森曾说“凯文·凯利写的任何东西都值得一读”，伊诺称他为“关于技术和文化，他始终是最具启发性的思想家之一”，而雷·库兹韦尔则表示，“在我认识的人里，几乎没有人比凯文·凯利更懂技术的发展方向。”

　　凯利是对这条道路的一种愉快而积极的否定。在我准备采访稿没多久，我就意识到，我不仅是在写一位我个人的英雄；我更是在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寻求一种内心的和解。

　　与他共度一天后，我意识到，这次如同一场朝圣的探访，去见识这位身处其境的大师，或许也能为我们这一行中有意开辟不同影响力道路的其他人，提供一种许可。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谷歌，向小企业销售AdWords广告。第一个季度结束时，我成了北美区的销售季军。职业机会随即向我展开——很早就获得了管理岗位的提名，有机会去全球各地的办公室介绍我的“最佳实践”，我的照片和亮眼的业绩指标一起出现在幻灯片上，也获得了更资深领导的关注。

　　我真正喜欢的是发起一个为会议室重新命名的活动，以及帮助同事推出他的内部内容系列《与查尔顿的G-Chat访谈》，在节目中他会和谷歌的高管们一起裹着一件双人毛毯衣进行访谈。我为自己赢得了一张通往硅谷最酷公司之一的职业快车道门票，但攀登企业阶梯并不适合我。

　　在谷歌待了14个月后，我和我工作上最好的朋友珍妮一起离开，去尝试创业。我们去了一家手机游戏公司，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使用电子表格，玩《万智牌》，并通过一款火爆的“宠物旅馆”游戏赚了一笔。十八个月后，我又加入了一家只有六个人的初创公司，它被称为“Y Combinator的‘害群之马’”。在业余时间，我执教一支高中二年级足球队，在巧克力店做志愿者（整天和软件打交道让我想亲手做点东西），并完成了一本小说的写作。

　　我那份每份工作都不到两年的简历吓跑了不少招聘人员，只有一个Stripe的例外。

　　Stripe待了近五年，但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状态仍在继续——只是这一次，全都在同一家公司内部。入职一年后，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接受管理职位，要么担任一个职责模糊的角色，专注于那些能影响公司文化的项目。比如，改进我们庆祝工作周年的传统，建立公司规划流程，让Stripe成为一家碳中和公司，鼓励非开发人员参与我们的年度黑客马拉松，定义我们版本的“抬杆者面试”，以及印刷和发行一本书（这本书最终促成了Stripe Press的诞生）。

　　没费多大劲我就了解到，这个模糊的角色源于商业运营团队里那些前麦肯锡顾问们避之不及的一堆项目。你猜我的朋友和父母认为我该选哪个？你猜我选了哪个。

　　我开始为这种“酷女孩”的工作方式感到自豪。我开玩笑说自己从未被提拔过，但能感觉到自己的职权范围、影响力和同事关系都在增长。我记得曾拒绝一位（好心的）经理让我制定五年职业规划的建议。

　　我对那些在乎头衔、为了钱做事、在领英上放着职业照的人嗤之以鼻。我嘲笑MBA，吹嘘自己“游离于组织架构之外”，并擅长“交出我的乐高”[译注：指随着公司发展，管理者将自己先前的工作职责转交出去，以便专注于更重要的战略任务]。

　　我成了那种当你想辞职去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时，会约着喝咖啡请教的人。有一次，我提到自己“喜欢在幕后工作”，一位（好心的）高管建议我“如果想被看作领导者，最好把这话藏在心里”。我没听。

　　——特别是那些MBA们，以及那些追逐头衔、晋升、金钱和建立团队的人。这不仅仅是虚荣心作祟。他们似乎真的在专注于更大、更有趣的问题，并且正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在指导年轻人才，影响着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在各种业界认可的酷项目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似乎总能收到独家聚会的邀请，邮箱里也总有工作机会。

　　有好几位创办了公司，甚至有传言说，一些人在投资者打开他们的演示文稿之前就拿到了投资意向书。我不仅嫉妒他们的工作，更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做那些事。这很伤人。

　　尽管我拼命工作了十年，却没有任何专长，也看不到自己未来的方向。我为自己曾如此看重“乐趣”和“四处尝试”而感到不成熟，并为没有选择一条明确的道路（或者更好的是，一个阶梯）而充满悔恨。

　　向别人解释我擅长什么变得很困难——最重要的是，向自己解释。我妹妹最近刚在一家知名律所成为合伙人，父母似乎更容易为她感到骄傲，而不是为我。对此，我真的无法责怪他们。

　　·凯利会说，拥有一条“难以辨认的”职业道路是件好事，这意味着你正在做有趣的事情。但我已经不再那么确定了。我开车来到凯利位于加州帕西菲卡的工作室，这是瓦勒玛（Vallemar）区紧邻1号公路的最后一栋房子。它是一座谷仓式的大建筑，紧靠着一座陡峭的山坡，山坡上开满了野花，长满了参天大树。天色阴沉，空气中弥漫着海洋和桉树的味道。

　　一踏进门，我感觉自己仿佛时空穿梭回了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了我小弟梦寐以求的卧室。这里有巨大的乐高塔，天花板上挂着K’nex拼装的雕塑，还有一面跨越两层楼的巨大书墙。大多数书因使用或日晒而褪色，封套也已弯曲，它们堆叠倾斜的方式表明它们是真正被读过的。到处都堆满了小玩意儿，还有更多被随意地塞在箱子里或装在罐子里。

　　这几乎不像是一个未来学家的办公室，与那些在推特上疯传的Japandi风格[译注：Japandi是日式和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融合]工作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尽管凯利的这个避风港里堆满了东西，却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像垃圾。

　　当我扫视着书架底层时，凯利出现在室内阳台上，邀我上楼交谈。他穿着一双大得离谱的袜子——脚趾该在的地方空荡荡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裤子上沾着真正的油漆（也就是说，不是那种Rag & Bone品牌的做旧风格[译注：Rag & Bone是一个时尚品牌，以其带有刻意做旧或污渍设计的服装而闻名]）。

　　我放慢脚步，走过二楼那面摆满小玩意儿的墙，开始端详。凯利注意到了，他从架子上拿起一个我手掌大小的皮制小玩意递给我。

　　“你觉得这是什么？”他问。我把它翻来覆去，非常想答对，但又觉得那可能不是重点。尽管如此，我还是紧张地摆弄着，连一个猜测都挤不出来。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焦虑，凯利插话道。

　　我觉得我可以顺着蒙古鹰的话题聊下去，或者听另一个故事。凯利替我做了决定，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一个装着小动物骨头的小罐子。“这是一只撞到那扇窗户的鸟的骸骨，”他指着书桌上方的一扇窗户说。我热情地点着头。“我把它们冷冻干燥了！”他自豪地说。

　　我们溜达到他的书桌旁，他让我试着抬起旁边地板上的一个又小又重的球。我几乎抬不过脚踝。凯利告诉我这是用钨做的。“它的密度和黄金差不多，”他继续说。“现在每当你在电影里看到罪犯提着一袋钨逃跑时，你就会知道那有多不现实了。”

　　和凯利一起聊这些随意的小物件非常有趣，我感觉自己正在了解一些无法从他的书和博客文章中了解到的东西；仿佛我正在触及他赋予生活和工作的真正精神。但还没等我多想，我们又转向了下一个话题。

　　有一条火车轨道沿着墙壁，就在天花板下方延伸，我问它能不能用。我半期待他会大喊一声：“Alexa，启动引擎！”结果，凯利走到书桌前，拿起一个控制器打开了它。什么也没发生。

　　他换了电池，像对待任天堂64游戏卡带一样拍了拍控制器，然后又试了一次。那辆火车，看起来像是我爸60年代在街角模型店里会做的东西，立刻“呜呜”地绕着房间跑了起来。凯利站着，再次自豪地微笑着看它行驶。最终，我们在他书桌旁坐下交谈。

　　我首先问他，在他看似纷繁多样的毕生工作中，是否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些工作包括老式杂志和书籍、前沿技术、环保主义、亚洲摄影和教学。“追随我的兴趣，”他轻描淡写地说。

　　对于一个如此有成就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未免太可爱了。我说，他追随兴趣的方式有一种独特的魔力，那就是兴趣不仅仅是一种输入；凯利将他的兴趣转化为一种可以与他人分享的输出。

　　“输出”来思考。对他来说，行动是学习的一部分。“我并不真正追求一个终点，”他说，“我追求一个方向。”我问他“追随你的兴趣”和三心二意或喜新厌旧之间有什么区别，就像我有时担心的那样。“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成为传奇的人，从不觉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他说。

　　我指的其实不是钱，但我很欣赏他将话题引到那里。我让沉默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他继续说。“我所说的是，

　　。”我向凯利询问了如果想要变得伟大，专注于一件事的利弊权衡（这是我之前想问的）。“伟大被高估了，”他说，我精神一振。“它是一种极端主义，伴随着我完全不感兴趣的极端恶习。史蒂夫·乔布斯是个混蛋。鲍勃·迪伦也是个混蛋。”

　　“疯狂的专注”或“不懈的追求”这样的词语。我听到投资者说，他们在寻找“心有不甘，总想证明自己”的创始人。Facebook在2012年发布的标志性《小红书》（Little Red Book），至今仍是科技巅峰文化的支柱，其中一整页写着：“伟大与舒适鲜能共存。”里德·霍夫曼（领英创始人）最近在X上发帖说：“如果一位创始人吹嘘自己拥有‘平衡的生活’，我会认为他并非真心想赢。”黄仁勋说他想“把人折磨成才”。多年前我找工作时，一位投资者在推荐他投资的一家公司时，眨着眼说那位创始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赢”。我当时真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但这让我不寒而栗。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连续创业者说，他创办第二家公司是“出于混乱和复仇”。我还听说，另一位知名的CEO每天早上都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你为什么这么烂？”我读了一本埃隆·马斯克的传记，他似乎备受折磨。

　　还有传言说，萨姆·阿尔特曼当初为了创建他的第一家公司，专注到只吃拉面，结果得了坏血病。据阿尔特曼自己说：“我没去检查过，但我想（我得了）。我当时极度嗜睡、腿疼、牙龈出血。”

　　，少了那么多……焦虑。没有痛苦或自负。它无关乎在市场上找到缺口或通往全球霸主的道路。衡量标准不是净资产、股东价值或用户、员工数量。它基于一种内在的满足感，但并非以自我放纵的方式。他当然寻求共鸣并希望产生影响，但更像是一位教师。他为产品或理念注入生命，并非出于求胜的欲望，而是出于推动我们集体思考或行动的渴望。

　　那些想法或项目似乎在牵引着他，而不是在他内在的驱策下显现。他涉猎广泛，但他所有的工作不知何故都彼此呼应。对他来说，以这种方式工作显然非常自然，但这绝非主流。

　　“喜欢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个绝妙主意的人。我也知道，“寻找你的热情”运动因其天真而归于失败。但我认为，不知不觉中，关于“伟大”是什么感觉已经有些被曲解了。几年前，我强迫自己写下一个职业目标。经过几个小时的强制冥想，我能想到的只有“在大多数日子里，过得愉快”。别误会，我说的“过得愉快”不是指坐在泳池边喝着阿佩罗鸡尾酒。当我发布令人兴奋的产品、谈成一笔大生意或建立一个优雅的模型时，我才感到充满活力。

　　我享受那种因为太过在乎某件事而在半夜醒来的感觉（写这篇文章时就发生过好几次）。然而，我设想了一下在求职面试中分享我“在大多数日子里，过得愉快”的抱负，然后决定还是把它藏在心里，因为它可能不会给我加分。

　　，他最引人注目的品质就是，他似乎在大多数日子里，都过得很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工作呢？我说的不是受虐狂意义上的享受。

　　，他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看起来很快乐。在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躯壳里都感到自在。我去找凯利，不是为了获得从事好莱坞式工作的许可。我是去寻求许可，以便能同时怀揣雄心与喜悦去工作。如果这是一种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选择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们为何要迷恋那种咬紧牙关的痛苦呢？

　　这本不该让我们感到戒备或不自在，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和许多人一样，渴望变得伟大。我渴望感受投入、同袍之谊，渴望努力工作、成为最好的自己，并影响公司的营收和利润。但我不想同时感到备受折磨，或被折磨成才，或看着镜子质疑自己为什么这么烂。

　　我希望有更多像凯文·凯利这样的榜样。那些在工作时会自豪地吹着口哨的人。那些精力无限、牙龈健康的人。那些热情具有感染力的人。那些心智健全、情绪稳定的人。那些拥有稳固关系和幸福家庭的人。那些渴望成功、富有影响力、怀有深切关怀，却不是混蛋的人。我希望有更多人用尊敬和崇敬的口吻谈论这些品质。

　　我从未成为亿万富翁，也未曾建立过独角兽公司，所以我无法笃定地说那需要什么。我不会在任何重要的地方被致悼词，三百年后也不会有人谈论我做过的伟大事迹。但我希望活在一个你可以既有影响力又快乐的世界里。也许这很天真，但我会坚持下去。

　　“你越是追随兴趣，”他在我们共度的愉快一天里告诉我，“就越会发现，这口井是深不见底的。”【完】

　　是Colossus和Positive Sum的首席营销官。把商业当作一场“无限游戏”，尽可能确保自己别出局。经纬创投想用“问诊”的方式，为创业者搭建一个持续生长、没有终点的互助场域，希望为大家带来切实的启发与支持。9月10日-11日，经纬问诊第二场出发，开启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