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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31岁的高圆圆在香港拍《单身男女》，第一次真正过上短暂的独居生活。可除了剧组与住处附近的菜市场，她几乎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高圆圆觉得，她那时对世界的渴望和好奇，被怯懦掩盖了。

　　如果再勇敢一点，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后来，高圆圆反复叩问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只拍了一些难度不大的爱情戏。

　　最近，高圆圆拍摄于2017年的电影《风林火山》上映，她在影片中饰演一个心理医生，阴郁，狠辣，野心勃勃——与现实中的高圆圆完全相反。那年她38岁，开始尝试更有挑战性的角色。

　　如今迈入46岁，高圆圆的身边多了一位不断成长的女儿，她的日常生活被家庭和工作填满。她从亲密关系得到了很多滋养，但她也渴望工作，“每次工作都有一种出来做人的感觉”。

　　作为演员，高圆圆认为自己过去靠的是本能，她想重新学表演，到另一条路上去看看。

　　那是一张成为了最高级形容词的脸，大眼睛，鼻梁高挺，被很多人视为“国民初恋”。

　　和想象中一样，当我们在中国电影博物馆见到高圆圆时，她一身红色长裙，身形挺拔单薄。来到镜头面前，她迅速进入状态，脸上有一种冷艳的、职业的、带有距离感的美。

　　“再来一条吧。”看了看回放，高圆圆几次主动提出重拍。现场高效，安静，几乎只能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

　　几分钟后，高圆圆过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她找了一把普通的凳子坐下，目光温和地看过来：我随时可以开始。刚才那个美得很有距离感的高圆圆消失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圆圆”代表了一种无可争议的美，清纯文静，不食人间烟火。在影迷和大众的印象中，她是“国民女神”“冻龄女神”，是这个时代的影视记忆。

　　今年秋天，坐在我对面的高圆圆马上46岁了。我们聊起三年前在节目《十三邀》中的那段对话——当时她说，自己“能够一直在创造、在镜头前磨炼的大部分时间，已经流逝掉了”。

　　我以为话题将走向失意、懊悔或至少是遗憾时，她轻快地笑起来，没有任何迟疑地回答说：“我改主意了。”像学生抢答问题那样，她举起右手，“最好的时候并没有过去。”

　　几年前曾经笼罩在高圆圆身上的那层淡淡的落寞，似乎正被某种更确定、更有力量的东西取代。叫人很难不好奇：这么多年，高圆圆的变和不变是什么？

　　在多数人的想象里，美貌的女性多少都会有一些优越、骄矜在身上。这些在高圆圆身上都看不到。

　　编剧柏邦尼与高圆圆成为朋友近二十年，两人因采访结识，当时柏邦尼二十三四岁，高圆圆不到三十岁。第一次见面，高圆圆穿一双旧旧的高帮马丁靴，鞋带在靴帮上绕了两圈，拿着采访机坐在对面。“特别乖，特别懂事，好像生怕没给你录进去一样。”

　　“在她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大美女或者大明星的架子。”柏邦尼记得，高圆圆会坐地铁去拍摄，给自己回复很长的短信。

　　1979年10月，高圆圆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航天部大院长大。父亲搞技术，母亲在1980年代因病退休。高中之前，没有人告诉过她“你很美”。在这个家庭里，美丽，是最不重要的品质。

　　2021年冬天，一个干燥的午后，高圆圆穿着素净的驼色大衣，与许知远并肩站着，远处是成片的北京胡同。许知远问她，你小时候想做什么？

　　“小时候特别想走出来，但走出来，又不知道想干嘛。说实话，觉得自己不擅长做任何事，没什么特别擅长的东西。”这种对自我才华的怀疑，贯穿了高圆圆职业生涯的早期。

　　1996年，17岁的高圆圆在王府井被广告公司星探发现。机会来得偶然，她和身边的人都没多想。“没人觉得这事儿跟我有关。”她伸出指尖，指了指自己。

　　偶然地进入演艺圈之后，与赞誉随之而来的，还有围绕她容貌的大量讨论和关注。

　　26岁那年，她凭电影《青红》随团队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一位外国影评人评价：高圆圆还是在做自己。那时候，她演过很多学生，常演古装，总归是一些漂亮的角色。

　　有段时间，高圆圆意识到，自己很抗拒别人谈论她的外表。后来她想通了，“你其实不能改变别人看到的东西”。她习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得先让别人知道我有突出擅长的东西，才能让别人忽略那个东西。没有被大家看到，就是我还没做到。”

　　2009年拍《南京！南京！》时，高圆圆自己都觉得，“特别努着劲儿”。她剪短头发，做大量功课，把《魏特琳日记》看了很多遍。一些媒体记录下她当时的状态，因为过于投入，看上去整个人都是灰暗抑郁的。

　　有一次，高圆圆再次遇到《南京！南京！》的主演刘烨，他也回忆起高圆圆在现场与许多人的掰扯。多年后，与许知远坐在深夜的海边，高圆圆表示，那种言语上的拉扯，其实是在弥补自己能力上的不足。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付出了多少努力，大概率将面临同等程度的失落。《南京！南京！》令高圆圆失望，准确地说，她对自己失望。她在那之后得出结论：自己做演员的天分是有限的。

　　“还是试图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之后，还是发现自己不行，再做点什么，还是不行。挺拧巴的。”高圆圆说。

　　那几年，观众在银幕上能看到的，是一张张美丽又倔强的脸，比如《搜索》里的叶蓝秋，一个时常蹙眉，倔强地注视你的女性。

　　高圆圆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没有更有才华的地方”。她曾经非常直白地坦诚说：“对自己认识得更透彻一点，也许（容貌）是一条捷径。”但她显然不甘于此。

　　44岁的时候，高圆圆参加了优酷《何不秉烛游》，一档纪实真人秀。制片人王晓楠在播客里回忆，节目中最打动她的部分，是高圆圆走在北京深夜的街头，静静地讲述自己的平庸——“她没有把自己的美貌放在重要的位置”。

　　母亲一直教导她，不要惹事。高圆圆很听话。高中时，学校附近有家很火的牛肉面馆，她一次都没吃过——因为学校规定中午不能在外就餐。因为美貌被同学私下议论，她的第一反应是遵循母亲的教育：“那我藏起来，收起来。”

　　被动、害羞、怯懦，构成了她性格的底色。高中时她听老狼、林肯公园的歌曲，觉得能替自己呐喊出来。进入演艺圈后，她曾经有一个跟老狼合作的机会，但最终也没有去见对方。

　　“在镜头前面，我并不会因为此刻我是演员投入演戏而觉得很享受。”至少在入行早期，高圆圆对表演是紧张的。镜头之下，有规训，有审视。更多的审视来源于自我，当中包含了一种“怕出丑”的恐惧。

　　拍《爱情麻辣烫》时，一场哭戏怎么也哭不出来。高圆圆带了本《读者》去现场，里面有一篇感人的文章，指望能催泪，却失败了。因为羞愧，她反而哭了出来。导演张杨说她，该哭的时候不哭。

　　压力不来自父母，他们对女儿没什么要求。好学生心态始终伴随着高圆圆。“从小到大，太多次告诉自己，你应该怎样怎样。”学生时代，她会做关于考试的噩梦；年过四十，噩梦变成了演戏忘词。她一度讨厌胶片机转动的声音，无法像某些演员那样因此进入状态。

　　拍《倚天屠龙记》时，高圆圆（饰周芷若）不熟悉香港的流水线制作，不会走位。当时她习惯跑之前先预备，一跑就出画。种种细节，影响收工，这让高圆圆感到很沮丧。演员苏有朋（饰张无忌）走过来安慰她，你不要太难过，谁没当过新人。

　　性格，是高圆圆所有故事里那条深刻的暗线，而母女关系构成了其中重要的部分。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温婉的女性。但不是很勇敢，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小时候，妈妈带高圆圆坐公交车去姥姥家，一个多小时里，妈妈都紧紧攥着她的手。高圆圆知道，那是紧张。

　　这种性格对高圆圆的影响延续至今。在工作场合，她已经研习出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学会了应对自如。但在生活中，比如最近面对女儿新学期开学，需要和陌生家长打交道时，那个有些慌张、胆怯的高圆圆又会出现。

　　也许高圆圆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些怯懦和自持，在长久的生活里，演化成了一种更为内在的柔软。

　　很多人都会发现，高圆圆的眼睛里有别人。拍节目时，她会随口告诉嘉宾，“我们走小路吧，这样不会太碍别人事儿”。《走走停停》首映前，柏邦尼收到了高圆圆发来的消息。她亲自给柏邦妮寄来影票，还发来单号，提醒查收。柏邦妮说：“她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

　　拍《青红》的时候，高圆圆其实一直在拍古装剧。那时母亲身体不好，她每天在拍戏，对表演已谈不上喜欢。为了给导演王小帅救场，她还是接了。

　　2005年，《青红》入围戛纳的消息传来时，高圆圆先是为导演王小帅高兴，直到祝贺电线岁的她才意识到：作为第一女主角，自己成为了焦点。

　　高圆圆不喜欢成为焦点，她始终觉得这部影片完成得并不好。于是，她跟王小帅说，自己不想去戛纳。

　　高圆圆很羡慕朱丽叶·比诺什。她曾经在节目里提到电影《新桥恋人》，朱丽叶·比诺什从桥这头舞到那头，“好有生命力”。

　　2016年，竹子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婚礼摄影师，某天突然收到一条微博私信，高圆圆的团队邀请她，为参加伦敦时装周的高圆圆拍摄一部伦敦短片。那天阳光很好，坐在伦敦街头，高圆圆对竹子说：“你知道吗？我很羡慕你，其实我也很希望能有一个平行人生，像你一样，有一段可能出国留学，或者自己独自流浪的经历。”

　　2010年，31岁的高圆圆接拍《单身男女》，第一次在香港断断续续住了三四个月。剧组把她的住处安排在九龙的土瓜湾，一个很本地化的区域。“一个陌生的城市，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会有点怵。”每次收工后，就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一个人在房间里，不去哪里逛逛。在房间里做什么？她已经想不起来。

　　“主观上，我更愿意把自己困在那个房间里面，”她说，“对世界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同时也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勇气去探索。”

　　导演杜琪峰看她孤单，常带她吃饭。她也想过，如果自己不是女明星，如果二十多岁就来香港求学，“生活中的困境一定会激发很多内心底层的东西”。但那时，好奇与勇气，终究被胆怯压制了。

　　“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放弃了。”在那之后，她躲进了舒适圈，拍《咱们结婚吧》、《一生一世》，生活流的都市爱情喜剧，一拍就是几年。

　　人们也说她没有进步。但无人知晓的是镜头之外，2005年母亲患病，高圆圆开始了近十年在片场与医院之间的奔波。她的生活被精确地分割成两个部分：少的一部分属于工作，多的那一部分属于家庭。拍《咱们结婚吧》的时候，她几乎都遵循着相似的轨迹：清晨开工，傍晚收工后赶往朝阳医院陪母亲，再从医院回到家。

　　为了尽可能照顾家人，高圆圆的职业选择变得异常简单，接戏的标准归结为一点：不能离家太远。这种牵绊甚至让她在开车出去与朋友聚会时，都会产生莫名的负罪感。

　　那些年，高圆圆不算高产，但她也不觉得压抑和委屈。母亲在四十岁的时候生下她，很早高圆圆就意识到，自己能和母亲相伴的时间是有限的，分离如影随形。

　　2017年，香港导演麦浚龙带着《风林火山》的剧本找来。当时，高圆圆已经两三年没有拍电影，但她是麦浚龙的影迷，后者合作的演员也非常优秀，高圆圆没有太犹豫就接了这部戏。

　　归根到底，是那个角色吸引了她。刘思欣，一个香港心理医生，阴郁，狠辣，野心勃勃——与现实中的高圆圆完全相反。

　　为了扮演刘思欣，一些陌生的东西出现了。陌生的香港——高圆圆见到了一个“下雪的香港”。在导演构建的美学世界里，她开始沉浸其中。陌生的语言——她放下说了三十多年的普通话，从头开始学粤语。她把台词背到肌肉记忆，但时常的临时改词让她恐惧，她给自己打气说，“先说出来”。陌生的自己——当粤语台词真的说出来，那种神态、语气，连她自己都感到新奇和陌生，仿佛换了一个人。

　　在这种陌生里，高圆圆意识到，自己打开了。那年重返香港，她也已经奔四了。她发现，自己不再有那么多寂寞和孤单的感觉。拍《单身男女》时困扰她的胆怯、无助和恐惧，在七八年中，随着母亲病逝、她结婚成家，一次次直面具体的生活，悄然消解。她开始期待年龄的增长，因为“长大了，问题就被解决了”。

　　“所有的东西经过时间，都会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吧。”高圆圆这样想。那个曾经自我困囿于土瓜湾房间里的女孩，开始走出房间，走进外面的世界。

　　去年，看完《走走停停》之后，柏邦妮对高圆圆说：“我觉得你应该多去演一点电影。”那段时间，柏邦妮恰好看了《好雨时节》，2006年高圆圆在成都拍的。时隔多年，同样是银幕，同样是川渝地区的女人，柏邦妮发现，《走走停停》里的高圆圆已经变得足够复杂。“她在很多场景里没有讲话，眼神非常值得玩味。”在里面，她扮演了一个离婚的纪录片女导演。

　　和母亲一样，同样是四十岁，高圆圆生下女儿。那是她认为一切都已准备好，一切都刚刚好的年龄。她在亲密关系中重建生活的重心，自己，女儿和爱人三方形成了稳定的关系，让她感到安定，也从中汲取能量。

　　拥有母职之后，高圆圆发现时间被加速了。“这是一个能量附加的过程”，她的每一天都被大量信息填满，工作和家庭交织，几乎占据了她的全部生活。每天做的事儿更多了，反而会觉得时间流失的更快了，自己的时间变少了。这种被推着走的充实感，与她早年那种缓慢、偶尔停滞的节奏不再相同。过往那些隐秘的心事，“年龄的增长，那些让自己痛苦的东西，就都消解了。”

　　她变得高产了起来。今年秋天，高圆圆已经提前完成了KPI——原本一年一部作品的计划，在上半年就拍完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和《森中有林》两部电影。后者是她近几年遇到的最心动的一个剧本，也遇到了吸引她的角色，那是一个东北女性，“她不是一个社会规训下的女性状态，她有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她很真实。——又是一个跟她截然不同的人。

　　对于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高圆圆说，家庭生活滋养了她，但她的每一次打开，都是由于离开家庭，进入工作和剧组，“每次工作都有一种出来做人的感觉”。 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的高圆圆，从《风林火山》到《绝密较量》和《走走停停》，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高圆圆。

　　那个被动的、总是躲着的高圆圆逐渐不见了。拍摄《克什尔公主号》时，有一场戏，她对自己的表演不甚满意，过了一个春节，她跟导演刘伟强提出，能不能重拍？她觉得自己的表演层次能更丰富。这在过去，几乎鲜少发生。《走走停停》的导演龙飞在一档播客里回忆，拍摄过程里，高圆圆主动提议，要不要试试用方言说台词。

　　“我希望去探索自己能力的各方面的可能性。”高圆圆开始意识到，现在是她最好的年纪。她不再像年轻时候一样，害怕那些未知的东西。她想，其实，女性不必被30岁的概念绑架，“这道坎儿被夸大了，年龄没有那么大的寓意。”

　　拍《南京！南京！》的时候，高圆圆就总是想打破一个东西，去建立新的东西，那源于对自己的好奇和渴望。如今，高圆圆放弃了这一执念：“我没有想打破任何东西，所有存在的，就让它在那儿，挺好的。”那些关于“美女”和“女神”的标签，她全然接受，“谢谢，挺好的，别拿下来了。”

　　这一年，在大量阅读表演书籍之后，高圆圆萌生了重新学习表演理论的念头。她明白，过去三十年，自己多数时间用本能演戏。现在她想知道，像学院派演员那样经过系统训练之后，她会遇到什么，创造什么。

　　这是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道路》描述的人生路口，“黄色树林中岔开两条路”。高圆圆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高圆圆：都有，我妈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温婉的女性，非常温柔。在教育方面，她从小就会对我，不要去惹事儿。有的时候，我刷到一些家长给孩子的教育视频，很东北文化，“干就完了。”我觉得好可爱。我很欣赏，它是我身体里不存在的东西。

　　高圆圆：我不觉得，因为不能绝对地去美化这件事。公平地说，对于女性，做妈妈是一个挑战。但是，在什么年龄阶段和生命状态做妈妈，对我而言是有影响的。

　　我很幸运，刚好在四十岁的状态下做了妈妈，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心智方面已经相对成熟，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能量的附加。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做妈妈一定要晚，或者一定要早。我觉得自己在二十几岁做不来这件事情。

　　高圆圆：我从小就没有犹豫过组建家庭、生小孩，因为在父母那里看到，觉得一家三口、四口，很美好。所以我从来没有抗拒过生育这件事。但不是一定要在什么年龄就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要等它自然发生。我始终相信，跟对的人、对的时机，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存在。

　　高圆圆：倒是没有太多反叛。年轻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胆怯，觉得自己不够勇敢，掌控能力不强。内心里小小的反叛，早就已经被胆怯的东西给压制住了。慢慢年龄大了，反而会觉得，想要去看，想接触更多新的东西。因为觉得自己的掌控能力变强了。变化就发生在这些年。

　　高圆圆在电影《风林火山》塑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图/《风林火山》）

　　高圆圆：这八年没有白白虚度，会觉得我现在能做得更好。但那个时候的状态也不可复制。电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只能做到当下能力的上限。

　　高圆圆：生活上，做了妈妈，这四个字可以涵盖一种生活的巨变。但是我也很享受另外一部分，工作，那种对于自我的探索。我觉得它又回来了。

　　高圆圆：通常，女性做一些事情，会给她一个推动，或者让她走向被动的一个模式。但我觉得刘思欣的有趣，在于她有很多的主动性。

　　高圆圆：对，所以刘思欣做事情很有目的性，是我很喜欢的人物状态。生活中，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别那么胆怯了，更勇敢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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