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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TV出品的“婚姻纪实观察综艺”《再见爱人》第五季开播时社会关注度很高，这是因为节目第四季大爆后被更多人知晓，但社会评价降低（豆瓣评分6.4，低于前三季），观众隐隐有种期待，想看看这季有什么变化，能否维持去年的人气。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刚播出就爆出某位嘉宾的负面新闻，迫使节目删去一对嘉宾，内容大大缩水。在其他方面，这季似乎也没能得到观众认可，出现了评价和人气双低的局面（豆瓣评分5.3，仅四千多人评价，均为历年最低）。

　　虽然这季只保留了两对嘉宾，但各有其特点，增加了节目的丰富性。李施嬅和车崇健恋爱多年未成婚，其他嘉宾（包括前四季）都走进过婚姻，第三季的王睡睡和张硕也办过婚礼。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中国大龄未婚人口规模持续增长，近年来高学历终身不婚人口规模增长及终身不婚水平提升明显[1]，如李施嬅、车崇健这样的社会精英至今单身并不罕见。

　　女性经济能力的增强、性别意识的提升是影响其婚姻抉择的重要因素。有研究指出，负面婚姻新闻的报道、婚后焦虑的媒介渲染、独立女性形象的媒介建构、女性意见领袖的示范、开放化的网络话题讨论等潜移默化地影响都市青年女性的婚姻观念，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纳晚婚。[2]

　　李施嬅作为事业成功的女性，可以坚持择偶高标准，不因年龄焦虑、经济和社会压力而匆忙完婚，她们的坚持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使那些有述情障碍的男性开始反思，做出改变去提升心智能力，如车崇健去寻求爱情专家的帮助。

　　梁淞和何美延与节目中其他已婚育夫妻不同，他们是三代同堂，梁淞父母作为孙辈抚育者在家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种家庭在形式上与旧家庭相仿，区别则是年轻一代主体性的增强。

　　正如康岚所指出的，青年身上出现了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更多强调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这有别于父辈认同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传统“家庭主义”。[3]而梁淞心目中的理想家庭（一家人整整齐齐）与何美延想在婚姻中满足情感需求间的冲突，则彰显了当代男女对家庭的不同期待。

　　计迎春认为中国现代家庭关系像马赛克，即传统与现代两种元素在其生、杂糅、交错，出现了双系多核、代际亲密共生的马赛克家庭模式，其中不同代际女性之间的情感和照料关系在推动这一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

　　梁淞和何美延的家庭更多表现为父系家庭的代际共生；而在不同代际女性的照料和情感连接作为家庭模式运作的动力和黏结剂这方面，两对伴侣有着类似的倾向，梁淞母亲说何美延离婚了可以跟自己过，李施嬅与车崇健母亲之间也有很深的情感链接。

　　《再见爱人》不只是真人秀，也是观察类综艺，采用“纪实跟拍+观察室讨论”的模式。一方面在活动中全程跟拍嘉宾，另一方面设置观察团（也叫催更团）对其（剪辑后成片）观察和讨论。这两方面都可能出现伦理问题，第四季引发大量争议就是伦理失范后观众负面情绪集中爆发的表现。

　　纪实跟拍是嘉宾同意的，但力度可能超过其想象。每位嘉宾都有专属跟拍，24小时多机位记录，甚至伴侣夜间独处也如此，无怪乎有人称其为“全景监狱”。通过这样的方式，制作方捕捉到嘉宾大量的微表情、对话和肢体动作，再选择性地放大、强调，从而制造出一幕幕戏剧冲突。

　　这些“抓马”场面在吸引受众的同时，也可能让嘉宾沦为网暴受害者。这一季的“头巾事件”（梁淞为保持造型拒绝将头巾让给何美延挡风沙因而被骂自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但造成的后果不如第四季严重。

　　其次，观察室遭到不少质疑。作为连接节目与观众的核心环节，观察室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涵：它既是一面促进观众对自我进行审视和反思的镜子，又是包罗万象的小型话语场，孕育着新的社会价值观念。[5]

　　然而，研究者理想中的观察室并不存在，观察者“嘴替式”的吐槽更多起到了推波助澜、扩大矛盾的作用。第五季观察室换人被认为是节目组的改进措施，却因缺少“辣评”（如新来嘉宾刘擎教授话风温和）被指摘为“不敢说”。

　　显然，观察室如何在迎合观众（可能是不合理的期待）和坚持工作伦理上做出抉择，将继续成为一个悬念。

　　“观察室变成一个单向的、针对个体的审判室，而不是自由平等开放讨论社会议题的空间。”图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

　　笔者以为，问题的根源是多重的权力失衡。首先，嘉宾的隐私权、话语权有限——第四季嘉宾李行亮近期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到被网暴后因有保密协议无法及时回应——只能被动地成为观察员、网友凝视和批判的对象。

　　其次，观察室加重了权力失衡。这倒不是说他们比网友更毒舌，而是其锐评更多指向嘉宾，淡化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如家庭主妇自尊较低是社会现象，一味去指责何美延就有失公允），更不可能去批评节目组（房间中的大象）。这就使得观察室变成一个单向的、针对个体的审判室，而不是自由平等开放讨论社会议题的空间。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再见爱人》有其成功之处。首先是选题的创新，此前国内没有这个主题的综艺，因而第一季出来就令人耳目一新；其次是兼具艺术性和娱乐性，节目制作水准整体在线，视听效果良好，且笑点不断。在多年耕耘下，节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但由于对工作伦理的忽略，口碑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例如，选择性地呈现人际冲突，将嘉宾在节目中暴露的缺陷刻意放大，这不但会激起网暴，还可能引发集体创伤，导致社会舆论的分裂。当观众陷入某种负面情绪后，就可能抱团去攻击某个嘉宾，或者情绪化地站队、互相攻击。

　　这一季节目组也许是感知到了危机，开始进行调整，试图回归或者说转向强调节目的社会性和治愈性，即在探讨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让嘉宾和观众得到某种心灵慰藉。

　　在第五季的回门宴上，嘉宾纷纷表达了对节目组和观察者的感谢，声称自己从中获益良多，梁淞更是哽咽着说这个节目救了他……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多多少少有为节目正名的意图，但它是否成功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笔者以为，从根源上做起，即从对工作伦理的反思开始，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变，也许比人为制造一些温馨场景更有效。

　　[1] 张现苓、陈佳鞠：《中国晚婚不婚现象：趋势、特征与原因》，《人口研究》2025年第3期

　　[2] 戴颖洁、吕梓剑：《都市青年女性的晚婚潮：女性主义与大众媒介的联姻》，《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3] 康岚：《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青年研究》，2012年第3期

　　[5] 刘子瑜、蔡骐：《内容生成与情感激发：解析观察类综艺中的观察室机制》，《中国电视》2024年第6期

　　（作者陈亚亚，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